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根据我5０多年革命生涯的体会，我感到，毛泽东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具有理论原理和方法论的意义，是他发展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思想路线讲得非常明确具体.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切干部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如果背离这个思想路线，就要犯大错误.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代表著作，是他193０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原来的题目叫《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思想的核心和精华，语言简练，观点明确，通俗易懂，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文章不仅讲明了为什么要搞调查研究，而且教育我们怎么去搞调查研究. 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每当我遇到困难时，都要安静下来认真读读这篇文章，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点，到实践中去看一看，想一想，亲身体验一下，然后再加以分析研究，最后综合起来，以找出问题的答案. 这就是我把调查研究说成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工作方法”的切身感受. 这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我们一定要继承下来并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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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以发展.毛泽东同志在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地研究了中国革命问题后才写成这篇重要著作. 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大革命失败前后，我们党有的领导人，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一味照抄苏联的经验，使我们党吃了很大的苦头. 但是不是说在我们党内没有别的正确主张呢？不是的，不但有而且还十分使人信服. 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我记得，1926年毛泽东同志给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员讲课时，关于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就高人一筹.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无产阶级为什么要革命、怎样革命的讲解，使我们每一个学员都心服口服，领会颇深.他为什么能讲得那样透彻呢？主要来源于他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他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那时他一有时间就跑到乡村去，同农民一谈就是一个晚上. 他对农民运动的认识非常深刻，关于农运工作的论述没有半句空话. 因为当时我也是搞农运工作的，所以最愿听毛泽东同志讲课. 他讲得具体、生动、有感染力. 后来他所以能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的英明论断，是同他对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其他阶级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正因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时间、地点和条件上都不相同，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 1927年，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 一二”
大屠杀后，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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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人从残酷的斗争现实中总结出了“武装斗争”
、“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 这些调查实践活动，使毛泽东同志得出了结论：一切结论必须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同志写《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也是有政治背景的.1928～193０年初，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好.那时，好几支红军和好几个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发展. 大城市中的地下党工作也有所恢复，产业工人党支部由98个增加到229个. 共产党在全国城乡的领导作用逐渐增强. 但是，就在这种革命走向高潮的新形势下，我党又犯了第二次“左”倾错误，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立三路线”。那时，李立三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和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由他主持中央工作. 他错误地夸大了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忽视了敌强我弱的局面，盲目地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坚持“城市中心论”
等等.“立三路线”
虽然只有6个月的时间，但却使党和红军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而在这一时期，只有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和中央根据地没有遭到大的损失，因为毛泽东同志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抵制措施. 当时还有林彪等人的右倾悲观思想，怀疑“经旗到底能打多久”。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写了这篇文章，对他们作了有力的说服和深刻的批评. 例如，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调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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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 —354—
是解决问题.“他形象地比喻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当时，我们还不会用”教条主义“这个名词，经常用的是”本本主义“这个名词，《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当时油印和石印得很少，又因为毛泽东同志当时还不是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的思想还没有被全党所认识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如果当时能被全党接受下来，特别是被中央一层的领导人接受下来，我想，我们党就不会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再犯第三次”左“倾错误. 以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本来”左“得很的”立三路线“说成是右，因而采取了比立三冒险主义更”左“的路线. 他们说要为建立”纯而又纯的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许多坚持正确意见的优秀干部受到迫害，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和组织混乱，特别是在白区，使党的组织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 他们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为贯彻“左”倾路线扫清道路，在1932年1０月，解除了毛泽东同志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只保留他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 在这以后，即1933年2月，他们发动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5月又打击迫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位同志，即批判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代表. 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打击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人，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在这种严重的打击下，毛泽东同志仍然坚持真理，坚持他的调查研究思想，深入基层，以各种方式抵制错误路线对党的影响.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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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条主义者闭着眼睛瞎说，坚持错误的方针和政策，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回顾这一段历史，王明路线统治4年之久，我们的教训是十分惨痛的.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以自己的亲身调查，在很多文章中批驳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例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排除了万难，开始从胜利走向胜利.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毛泽东同志同他的战友们正确地研究和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针和政策. 可以说，遵义会议以后，长征的胜利结束，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一直到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例如经济恢复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不同时期战略路线的制定，一切克敌制胜的方针步骤，一切符合国情的政策和策略，都是在周密的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同志不仅自己亲身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要求全党和所有的工作同志都注重调查研究.他把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解决问题、总结经验的工作作风，看成是鉴别一个干部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准.193～1944年的1０多年间，我基本上是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 他的工作作风给了我很大的教育. 他经常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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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经常深入下去，摸清摸准情况，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参谋. 他还教导我们，要想学会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首先要解决好思想问题，要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理解它的重要性. 如果思想认识有差距，思想方法不对头，即使在周围的压力下你走出去了，也仍然会走马观花，了草从事，永远也不可能抓到真实的材料.我于1933年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撤销了湘赣苏区省委书记职务以后，被分配到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 毛泽东同志经常指导我下去搞调查，他曾派我到江西的兴国、瑞金等地调查党的建设情况和农村情况，那时他也被撤销了党内的重要职务，只担任政府领导工作. 他常常给我们讲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调查研究的方法. 后来，我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遇到问题都注意作周密的调查研究分析，综合起来，然后再作出结论，尝到了调查研究的甜头. 例如在陕北，毛泽东同志派我和刘向三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确认当时被错误扣押的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干部，建议应立即予以释放，并委以重要的领导工作.这一问题的正确处理，对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总之，“调查研究是个宝，一切工作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