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笑话他，没有头脑；同仁笑话他，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连老百姓都笑话他——你怎么不懂得“放走河水不洗船”的道理啊？土地是国家的，金凯要哪块你就给哪块得了！
话是这么说了，金凯真的要在村部的后面盖房子，他们没想到，于是引起一阵骚乱。
那里的确是个人人垂涎的黄金地段，紧靠沈法公路，是个经商的档口。一帮村民上访到史书记那里，说那是曹家村集体的土地，你凭什么给了金凯？史书记推说是县委定的，他做不了主。农民问他，土地是县委的吗？问得史书记哑口无言，只好退避三舍，闭门不出。
倒是金凯为史书记解了围。金凯对那些人说，你们有什么资格不让我在这里盖房子？谁有意见我就到谁家院子里去盖房子……没有人再说话了，都知道，他连天安门都敢去，你们家又能怎样？还是消停一点吧，跟他治气不如自己放屁舒服。
金凯两间房的费用，从建材到人工，全由公家埋单，牛。不过，同村的老百姓也和他牛，相互的牛bi。你不是有资格吗？俺服你了，俺们想当右派没有那个资格和机会了，你就使地劲牛bi吧。盖房的人工你得用俺们的吧，俺也不争你吃喝，你也不能给俺们吃喝，抠门一个。由此看来，金凯新房子的质量你就可想而知了。
金凯的人生是悲惨的，且不说具体是什么原因，当然有社会的，也有他个人的。说他悲惨，是他很孤单。老师、农民、甚至是邻居，没有一个是他知心的，他也从来不和任何人打招呼，聊天。他说过，亲自和我说的，“和他们说个啥，他们懂得个啥？”一句话，道出了他扭曲的心理。我在他心中，还是个可以交流的人，我骂过他“三七赶集，四六不懂”，他笑了。
闻氏死后，他的精神有些崩溃了，得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每每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总是在进屋前把自己扫了一遍又一遍，得耗尽20分钟的时间。然后，就哼哼唧唧地唱，凄惨得很，像哭丧。
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却很“节俭”，所用热水都要去400米以外的学校去打。子女也很少来看望他，和他合不来。但他对闻氏的母亲却十分的好，隔三差五就去看她。每次去的时候都带些东西，蛋糕，冰糖、糖果之类。奇怪的是，他家预备好多的礼品，分批送给他的岳母享用。岳母90多岁了，双目失明，并不知道她女儿已经过世。
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回老家了，只要回去，自然要打听打听金叔叔的近况，有可能我是他唯一值得信任的人，贴心的人，所以我惦记他。
那一次，他的消息让我唏嘘不已，他死了……
他死的不明不白，死在除夕日落之前，至今依然是个悬案。
他身体很好，没有慢性疾病，怎么会死啊？他精神上是有些不爽，但美好的憧憬仍在。他和我谈论过征婚的事宜，也在辽宁电台上做了征婚广告，说他要找个比他小至少20岁的女子为妻。他说他身体很好，可以活到百岁，这样的年龄差距才能与他白头偕老，共度余生……
他死后，警方立案侦查过，民间也有几个死因的版本，但无一是病死。
有人说是图财害命，但死后无伤，也没有丢失什么财物。有人说是他儿子所为，但又没有任何依据，也与伦理不符……
一个人死了，死得这样轻松。一个时代过去了，却很沉重。轻松的是人生的短暂，沉重的是历史的舞台不间断的表演。史书记走了，又一个新的角色登场。
4 如毛的上司（水门事件）（9）
4如毛的上司（水门事件）（9）
金凯的新居落成了，史书记，史华钧的政治生命却“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罗家房乡那时的乡长赵国林。他就是取代吴乡长代理乡长的那个乡长，也是取代史华钧的党委书记。
赵国林农民出身，“文革”时当过生产队的会计。他是一步一个台阶地登上乡党委书记——这个几万人口大乡土皇上的宝座的。按赵国林审时度势和驾驭左右的能为，他早就该飞黄腾达高居显位了。怎奈其岳父是个四类分子，多少削减了他向权贵进发的速率。好在他上进心挺强，又锲而不舍，才终有所报。
赵国林给史华钧当配角有些本末倒置，众所公认。这倒不是说赵国林有喧宾夺主之嫌，而是史华钧有点阿斗遇诸葛之状。每逢召开什么大一点的会议，史书记虽然正襟危坐地坐在主席，也一本正经地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或宣示乡党委有关重要的决定，但会场大都是乱哄哄的一片，会场像市场。勉勉强强肃静片刻，与会的又开始了交头接耳，或是借去厕所的机会来回走动消磨时间。
为了维护一把手的尊严和维持一个良好的会场秩序，赵国林不得不整饬一下会场纪律。一个一把手讲话，却要有他的手下来维持秩序，两个人都觉得很别扭的。一个失去了权威颜面，一个有“欺君”嫌疑，谁都不好受。
按照惯例，一把手讲完之后，二把手必定得说上几句。等赵国林讲话了，会场一片寂静。能听到的声音，除了他的发言，剩下的则是大家翻笔记做记录的声音了。
赵国林有很深厚浓郁的农民群众语言，都是一些精粹的“疙瘩话”，赵本山那样一套一套的家常嗑儿。再加上他绘声绘色的肢体语言，他的发言就像小品表演，既幽默诙谐地调整会场空气，又能严肃认真地表达自己的指示精神，具有相当的观赏性和实效性。讲工作背景，能让你感到压力，且有心中有数；讲工作要求，能叫你懂得责任的重大；讲加强领导，能提高你对完成工作的信心与方法……真是条条是道，句句在理。是的，他很有天赋，一个当演员的天赋。他随时都能进入角色，同时也在旋即之间感染你入戏。
在吴维新身体力行的配合下，罗家房乡旱该水的改革，近两年的时间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乡3万人口从此告别了粗粮，吃上了细粮，农业效益翻了一番，没有谁能想得到。
水田的开发，电力倏然间供不应求。经过赵乡长的努力，兴建了“大韩变电所”，满足了水田用电的需求，功不可没，利延至今。
赵乡长本来就人高马大，在兴建大韩变电所的过程中，他即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带领乡机关干部夜以继日地吃苦在前。那时正是插秧季节，时不我待，几天下来，他和所有人都是一身的泥水。这和吴乡长办农场大相径庭，可见他的领导组织能力的超出，可见身先士卒的效应如何了。可惜的是，这种精神和作风在现在还有继续吗？还有几许？更可惜的是，似乎群众嗓子眼里那个“好”字还没有喊出来，就被一件比“金凯事件”还事件的事件顶回去了。
就在赵国林乡长风风火火又红红火火地带领全乡干群“旱改水”，取得划时代功绩的时候，一种人为的历史性灾难将永远不会离开这块肥沃的土地。这就是罗家房的“水门事件”，祖祖辈辈将由此祸患无穷。
那是初春，一辆标有“中国给水”的蓝色卡车开进乡政府的大院。许多人都觉得好奇，也觉得荣光，这么大的单位能光临“寒舍”十分罕见，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终于，大招牌下的“小鬼”现出了原形，来者是沈阳市自来水公司的工程车。小鬼也不小，打着沈阳市政府的旗号，前来与地主摊牌——要在罗家房乡境内建立水源地。来人拿出文件，是中央审批的文件。看来大招牌确实大有来头，小鬼也不可小觑，赵乡长显得唯唯诺诺。那么，赵乡长是不是惟命是从呢？
沈阳市自来水公司刚介入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当地足够的警觉。他们是以“客大压扂”的架势乘虚而入，摸着石头过河。当他们知道这里的长官对此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了不得的时候，胆子就大了起来，手段也就无所不用其极。给别人一点“甜头”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屡试不爽。
第一个吃到甜头的人，也是后来说了实话的人，叫任加林。他说，他们知道我负责农业（农业助理）管农田建设，没等和我见面就成箱成箱地给我送啤酒……
那个年代，啤酒可是奢侈品，有谁非年非节的喝啤酒？任加林也懂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的道理，知道这不是什么甜头，而是苦头。可他怎么能拧过比他还要大的官啊？那就是说，表面上你是第一个吃到甜头的人，暗地里更大的甜头早就给了别人，只是你不知道来龙去脉而已，人家在利用你而已，走走形式而已。
80年代初，农村还不甚清楚“市场经济”的内涵与其中的奥秘。而沈阳市自来水公司就是乘这个“虚”而入的。他们是公司，是经济实体，讲的就是效益嘛。而农村的基层干部，还拿他们当作“政府”来看待，何况这个项目也是沈阳市政府批准的项目啊。自来水公司黑白两道，软硬兼施，水源地落户罗家房已是势不可挡了。直到自来水公司在这块土地上开始密密麻麻地打深井，农民忽然清醒，一场争夺水资源的战争不断爆发！
罗家房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好多地方挖下去一两米深就上水，就可以浇灌田亩。他们打深井将使地下水水位迅速下降，最后农民将无水可用。于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和自来水公司对抗，不让他们施工。“闹事的人”越聚越多，闹得风风雨雨沸沸扬扬。他们的理由十分充分——
农民让自来水公司拿出文件来，这是极其合法的行为与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