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公社和全国一样，在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中，一共造成11名“反动派”被含冤打死！累累血债得以昭雪之日，老史的领导责任在数难逃，难辞其咎。“文革”后，县委解除了他党委委员的职务，成为一名一般的机关工作人员。1995年，他退休了。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执行的都是上级的指示，怎么没有人为我负责呢？党犯了错误，怎么让我来承担呢……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老史的确是苦大仇深，是共产党新中国使他翻身得解放，并成为一名革命干部。朴素的阶级感情，让他对一切不正之风深恶痛绝，这就是他“古板”人格的内在因素。他不随波逐流，体现了他的“古板”，但他又“随波逐流”，卷进“文革”的黑色漩涡，淹没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悲的是，至今他也不明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症结所在。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症结，见仁见智吧。
我同他一起工作了四年，我很感激他。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一心培养我入党的人，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他的想法。当他想向组织建议的时候，他已经是历史的“罪人”了，有人会听他的吗？说话还有分量吗？
他一直在考验着我，我成熟了，他也“瓜熟蒂落”了。对这件事，他很失意，觉得对不起我，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
我很感激他！来到这个关系错综复杂的机关世界，政治势力派系纷争的官场，没有“古板”的原则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啊？没有他的影响与榜样作用，我会留丢自己的“古板”，变得不伦不类，成为真正的“圆石头”，失去了可贵的人格个性。
世界上至今还存在“古板”这个词汇，足以证明有他生存的空间和环境。“文革”就是想把所有人的头脑清洗干净，然后输入统一的思想软件，结果人人中黑客的病毒，几乎致使整个社会机器瘫痪。我觉得，是“古板”拯救了濒临绝望的系统，从死机中把社会拉回光明。
那么，郭书记的“古板”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4 如毛的上司（自毁前程）（2）
4如毛的上司（自毁前程）（2）
郭书记的“古板”，有些固执己见的味道，“霸权主义”的色彩，山大王形象的脸谱。党委会，是他发表重要指示的平台，是他发号施令于党委班子的帅帐，有时候也是他发泄旺盛威严的角斗场。
“文革”前后，农民最讨厌的就是“兴修水利”，郭书记则乐此不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本来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可到了他的手里，就成了“弊在当代，祸在千秋”了。
郭书记的水利工程，不分地块旱涝，不管地势高低，全都搞“条田”，跟小学生的小楷的方格一模一样，也像豆腐块。这是最早的“豆腐渣”工程，农民把它叫做“豆腐工程”，不结实，不：
“爸爸说……说我狗屁不是，不是念书的……”
一个人对自己没了信心，还会有勇气吗？没过几年，我辅导的孩子都先后升学了，他果然走进了军营。我再看见他的时候，他转业了，在新民客运站当内部“警察”，那时候不叫保安。
老史则不然，他对孩子的口头禅是，“我没有能力叫你去当兵，何况你还是个女孩子，要饭比当兵清闲，你要饭去吧。”
老史向我求教秘笈，我也实话实说。首先是家长要有信心，态度要坚决，不给孩子留有余地；切记“欲速则不达”，过分的约束和不必要的鞭策往往事与愿违……老史很快地消除了同孩子针锋相对式的谈话，“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1983年，老史的孩子考上了新民重点高中，和我的孩子是同班的学友。1986年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
一师之徒两种结局，谁之责任，谁之功过？父母有，为师也有！那么，我有什么责任？
如是说，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开导老史，甚至可以教育他，命令他，“骂”他，直到他接受我的观点为止。对郭书记我会吗？他可是土皇上，一言九鼎的君主。而我人微言轻，纵然“忠心耿耿”，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人啊，不要妄自尊大，不可一世，自绝于人情。官啊，位置再高，你也高不过人，人性是最崇高的，最值得珍惜的……
1979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给“古板”的农村带来一片生机，充满了活力。而对于很“古板”的郭书记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和随之而来的新名词，令他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他谈新形势作报告时经常说走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引起哄堂大笑。他很尴尬，骂自己，“他妈了个八子的，惯了，下次注意了，哈哈”。这正是——旧的车下轨了，新的轮子他还蹬不习惯。
1980年，郭书记走了，到县委纪检委员会任副书记，官升一级，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他走了，是个划时代的符号，农会干部退出了农村的历史舞台。他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一个高高在上的党委书记，安步当车，起早贪黑走田间穿街巷地深入基层。他走了，也结束了一个“古板”的年代。他走了，上上下下都在猜测接任者……
4 如毛的上司（厄运走来）（3）
4如毛的上司（厄运走来）（3）
新来的党委书记姓冯，冯贵清。匀称的身材、白皙的脸庞、一副白边的近视镜……若是他出现在高等院校，你会认定他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所以他到来罗家房乡政府不久就有了雅号，人称“冯眼镜”。
他就任之前，乡里的一些同志对他就很“熟悉”了，那是在县里开会认识他的。1981年，县里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三级干部会议（县乡村三级），冯书记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介绍那时他所在的大柳屯乡搞“责任制”的试点经验。正是这个会议，才掀起了新民县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序幕，吹响了农村经济大变化、思想大解放的号角。此时此刻，冯书记的仕途也达到了巅峰。一年后，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发生了——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从“座上宾”变为“阶下囚”，险些落个“上台巴掌响，下台绳子绑”的悲惨结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农村怎么改革？”没有定论，中央也没有明确的态度，没有任何红头文件可以执行，绝对没有的。1980年的1号文件说的很准确——联产承包，适用于“老少边穷”和“三靠”地区。所谓“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也就是说，后来的“分田到户”责任制，中央是反对的，起码不赞成。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中央思想还没有解放，还在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上上下下人人清楚，所以县里的会也没有明晰的说法，但肯定了一点——不许“单干”！否则，就是走回头路，就是“拉马抬槽”，拆社会主义的台，挖集体经济的墙角！
不需单干，那要怎么干？
在这个时候，安徽凤阳已经实现了“分田到户”，那里属于“三靠”地区。除此而外，报纸上介绍了许许多多实行“责任制”的典型，很适合我们乡村。于是，我们乡多数生产队的社员强烈要求实行“以大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