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确很幸运吗？气象哨，我是“革命”到最后的一个人，被我革黄了；精简机构，我是惟一一个留下来的人，都说我幸运。不过，我也是最不幸运的人。别人搞气象，学新闻写作都有老师领进门，只有我永远也离不开“自悟”。到了这步田地，我才感到“文人”值得我羡慕了，那也是饭碗子了。
1981年12月初，《沈阳日报》终于刊发了我的第一篇社会新闻。写的是我们公社一个叫魏绍武的农民，跟人家借4元钱去抓奖，同时抓到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两个“大奖”的消息。文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但却是我破天荒的突破，也是近年来新兴公社第一次见报。
1982年初，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在全公社实行开来。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才真正地“跨黄河，过长江”。家家户户都是“有粮有钱丰收年景，无忧无虑太平新春”。这幅对联是我1983年春节时写的，是那时候农民心情的写照，也是我对改革成果的写真。
至此，农村生产队原来的十等人，如今都是一个等级了，都要靠力气吃饭，靠头脑挣钱。我采访的所到之处，无不欢声笑语，无不令人振奋。
1983年春节前快到除夕了，我依然在采访，那篇“幅幅对联迎新春”的通讯发表在《辽宁农民报》的头版头条的位子上。
从我当编辑到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的14年里，在省内外各种报刊上，一共发表了近千篇文章，主要集中在开始的6年里。这些文章有消息、通讯、言论和报告文学，我也多次荣获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也为家乡的知名度做了一点贡献，值得欣慰。然而——
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我搞新闻这一行也经历了巅峰与谷底，激情与沉闷。
1989年后，我很少写新闻稿件了，原因大概有三点。
1988年12月24日，家父病故，我心情灰暗，难以提笔。大家知道，文章不是无情物，亲人永别，我还有闲情逸致吗？还会有兴奋点吗？还会有好心情吗？这一点，奇qisuu书网是我不写新闻的外在原因。那么，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啊？
随着土地承包到户责任制的不断向前推进，几乎所有的新闻导向都疯狂地夸大渲染农民的暴富，不遗余力地扩大“改革的成果”，农民的负担刹那间加重了，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相继，“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浮夸不实、弄虚作假之风日盛一日，腐败之风愈刮愈烈，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后来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
那时候，农民把乡村干部叫做“三要干部”。即，一要粮（征购粮，不交不行）；二要钱（提留款，少缴不行）；三要命（计划生育，强行坠胎，不坠不行）
造假成风。新闻不造假，没有了新闻价值，我写了也没有人用，太不新潮，保守。新闻造假，违心，我干不来，只好不干。
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我的心受到极大的震荡。我的大儿子在吉林大学就要毕业了，担心啊。担心他是又一个王丹！年轻人太感情用事，涉世不深，我又鞭长不及马腹，如何遥控？忧心、忧虑、忧愁，还有闲心、闲暇、闲情写新闻吗？加上那时的一个领导“逼”我入党……
3 草根的干部（我行我素）（4）
3草根的干部（我行我素）（4）
你想入党吗？假设有人问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
不入党有很多好处，比如：有人对某些党员的表现说三道四，斥责贬损，我不是党员就不会因此而脸面发烧无地自容；因为我不是党员，就没有人把我当作他向上攀爬（进取）的竞争对手，彼此都毫无猜忌提防，保持和平相处的态势，一团和气的氛围，不伤感情，于己无虞；不是党员，组织上领导上对你的要求相对就不好意思那么严格，你再好好的工作，就会有人说“他比党员都有觉悟”，何乐而不为呢？
“你想入党吗？”没有人问过我。但有人这样问过我：
“老李，你怎么不写申请书啊，是不是对我贾书记有意见啊？”
我没想到会有人，而且是领导这样问我。我一时难以委婉地回答，就说没有时间写。他毫不让步：“呵呵，那我就替你写吧。”呵呵，这不是逼我入党吗？
他是新来的较为年轻的党委副书记，分管我的工作。经过一段工作上的相互接触，他对我有了一些了解，但怎么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对他的提问，我是要当个问题来研究的，研究怎么妥善处理。暂时没有良策相对，只好一拖再拖，因为我在忙比这更值得我倾心的问题。
新闻是不能写了，但情感需要宣泄，喜怒哀乐还是需要表达的。于是，文学创作渐渐地展现在我的笔端。
这期间，全国开展“民间文学三集成”的工作成全了我，我和另一个人同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就是驰名中外的民间故事家谭振山。
在这之前，我写的散文、散文诗等文学作品已散见报刊。在领导的心中我是个“文化人”了，所以，我们公社“三集成”的工作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通过走访，我发现了谭振山老人特能讲，讲一千个民间故事都不重样。这相当于我发现了第二部天书，太幸运了！
中国特色的“天方夜谭”，触动了县、市、省各级文化部门的敏锐神经，也得到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县文化馆专门给我配备一台录音机，收录谭振山的故事。可惜录音带的质量也太那个了，会在录过后的不久自动消磁消音，等我发现没留下一句录音的时候，为时已晚。值得庆幸的是，我边录音边做笔墨记录，否则前功尽弃，悔之晚矣。
如今的谭振山已经是84岁的高龄老人了。2006年，他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全国第一批惟一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时间，谭振山老人又一次成为上下瞩目的新闻人物，全国的各个媒体趋之若鹜前去“独家采访”，以获得“独家新闻”。
我们的媒体就是这样的可爱，从不同的角度获取不同的新闻效应。他们求得唯我独尊无可非议，却不在意一个年迈人在难以承受的劳苦中，为他们“口若悬河”。然后，他们在“滔滔不绝”的篇幅中，“振振有词”地把原本的“遗产”弄得“面目皆非”。别人看过报道也许为之叫好，我只能为其“叫苦”。
一场关于谭振山新闻报道的文字游戏让人哭笑不得，它和更改地名早就是一对是孪生姐妹了。这里有话要说……
新兴公社，因为公社的所在地不在新兴大队造成诸多不便，常常有到公社办事的外地人，去错了地方。后来，就把新兴公社改为罗家房公社了，再后来，罗家房公社又改为罗家房乡了。
“公社”这个名词退出了历史舞台，被“乡政府”取而代之。对此，我的感觉只是称谓的变化而已，就好比“时髦”叫做“时尚”那样。公社和乡政府的内部结构没有一点变化，还是“四大板块”——党、政、群团、事业。
事业单位是个大家族，是乡政府十等干部的第九等，等于生产队的九等人，是干活的，出力的。广播站、文化站、水利站、农科站、农机站、电管站、运输站、兽医站……林林总总的单位，辛辛苦苦的工作，一如既往按部就班，这就叫没变。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文明的进程，不是笔下的功夫使然，不是改个名词就能就改变了本质。所以，我很厌恶记者导演的新闻，也厌恶记者表演的那个平台。1995年中秋时节，领导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从广播站来到乡政府办公室，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在广播站工作的后期，新闻稿件我一篇也不写了，但手中的笔却没有一刻闲着，而且一写就是洋洋万言。
领导练的是嘴上功夫，我练的是文字功夫。什么年终总结、政府工作报告、汇报材料、经验介绍……只要是领导有话要说要讲，我就有文章要做，就有文字要写！很多材料本来应该由领到自己来写，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然而他们从来不动笔，有时候连个主题框架都不给你。还好，我所接触的各位领导对我都是一百个信得过，笃信“我写的，正是他要说的”。他们说我“能写”，而且写得很好，可从来不问问自己是否“能做”，做得很好。
我作为下属，只有听命的份儿，管不了那么多闲事，也不该管，也管不了。古今中外都懂得，“听命”是下属的“天职”。这也叫做“干一不干二，铡草不倒粪”。
不写新闻稿件，领导不责怪我，因为写材料比写新闻更现实更重要。我们就成了“周瑜打黄盖”的搭档，两厢情愿，倒也其乐融融。
名不正言不顺，写新闻的哪能老是写材料啊，所以不久我就成了办公室的主任了，脱离了新闻战线。
办公室主任管的事着实不少，什么综合协调、接待来访、文件收发、迎来送往、后勤管理……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不过，对于这些重要的工作，我用不着像干气象、当编辑那样刻意提高自己以适应新位置，有一支笔就只以为得心应手了。唯有“迎来送往”这档子事我实在打不了满分，显得笨拙，可笑。
所谓“迎来送往”，是指殷切的等待和殷勤的接待来乡政府检查指导工作的上级“客人”。